古代酒店名字大全

中国古代旅馆种类繁多，称谓不一。由于各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、机构建置、生活习惯的差异，以及人们对旅馆的认识与理解不同，古代旅馆在各个时期的称谓也不尽相同。

商朝后期，为适应走南闯北的商贾的食宿需要，一批“客舍”“客馆”相继出现。秦汉时期设立的“驿传”则是专供传送邮件公文和来往官员居住的旅馆名称。

汉代，旅店又有了较大发展，长安城里修建有140多所“郡邸”，还建造了“蛮夷邸”专供外国使者和商人食宿。

晋代京都到各州的驿道每40里有“驿”，每20里有“亭”，不仅供过往官吏食宿，而且也对百姓开放，这就有一点商业旅店的性质了。南北朝时，出现一种新兴的旅馆——邸店，它是供客商食宿、存货和交易的场所。其时，洛阳还开设有“四夷馆”，招待四邻各国的贡使和客商。

据考证，“旅馆”之称最早出现于唐代，唐代诗人戴叔伦的《除夜宿石头驿》曾写道：“旅馆谁相问，寒灯独可亲。一年将近夜，万里未归人。”到了宋代，旅馆名称繁多，有四方馆、同文馆、来宾馆、都亭驿等等，并出现了专为客商存货的货栈“榻房”。

唐宋以后，旅馆的分工和接待对象的划分更明确，各地出现了专门接待学子的“状元店”、“高升店”。有专门接待商人老板的“广源店”、“万隆店”；有面向杜甫这样一直很忙且四处游山玩水的驴友和一般游客的“悦来店”、“吉顺店”等。

古代官办的大酒楼

唐代以前，饮食店铺大多开设在居民住宅的坊内或山乡交通要道之处，一般都是规模较小的食肆。史料笔记中偶见酒楼，也是规模不大的。而两宋都城汴京(今河南开封市)与临安府(今杭州)却出现了规模宏丽、设备精良的大型酒楼，时人称为“正店，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之多。

南宋行都临安府的酒楼，大都仿效汴京，重视门楼装潢宏丽与店内摆设精致。无论是官办酒库或是民办酒楼，其规模宏丽者，各有数十家之多。据宋人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6《酒楼》记录，朝廷户部点检所开办的酒楼十余家，或称楼或名库：

和乐楼，升旸宫南库，在清河坊。

中和楼，银瓮子中库，在众乐坊。

太和楼，又名东库，在崇新门外。

和丰楼，武林园南上库，在睦亲坊北。

春风楼，又名北库，在鹅鸭桥东。

西楼，又名金文西库，在三桥南惠仙桥畔。

太平楼，在清河坊。

丰乐楼，在涌金门外。

南外库，在便门外清水闸。

北外库，在武林门外江涨桥南。

西溪库，在九里松大路。

这些官办酒楼(库)，“每库设官妓数十人，各有金银酒器千两，以供饮客之用。每库有祗直者数人，名日：‘下番’。饮客登楼，则以名牌点唤侑樽，谓之‘点花牌’。元夕，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。夜卖各戴杏花冠儿，危坐花架。然名娼皆深藏邃阁，未易招呼。凡肴核杯盘，亦各随意携至库中。初无庖人，官中趁课，初不藉此，聊以粉饰太平耳。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，外人不易登也”。

民营大酒宅

据《武林旧事》载，民营大酒楼的豪华，不亚于官办酒楼，著名的大酒楼有熙春楼、三元楼、赏心楼、花月楼、日新楼、五间楼与厨厨、周厨、郑厨、翁厨等十多家，遍布京师城内。

这些民营酒楼，规模较大，经营灵活，服务周全，品位很高。据载：每楼各分小阁类似十余包厢，酒器悉用银，以竞华侈。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，皆时妆祛服，巧笑争妍。夏月，茉莉盈头，春满绮陌。凭栏招邀，谓之“卖客”。

又有小鬟，不呼自至，歌吟强聒，以求支分，谓之“擦坐”。又有吹箫、弹阮、息气、锣板、歌唱、散耍等人，谓之“赶趁”。及有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者，谓之“香婆”。又有卖玉面狸、鹿肉、槽决明、糟蟹、糟羊蹄、酒蛤蜊、虾茸、鳙干者，谓之“家风”。

凡下酒羹汤，任意索唤，虽十客各欲一味，亦自不妨。过卖铛头，记忆数十百品，不劳再四，传喝如流，便即制造供应，不许小有违误。

酒未至，则先设看菜数碟；及举杯则又换细菜，如此屡易，愈出愈奇，极意奉承。由此可见，当时民营大酒宅楼，服务是十分周全的。今举三元楼为例：中瓦子前，是杭城民办的大酒楼，据《梦梁录》卷16《酒肆》记载：

“店门首彩画欢门，设红绿权子、绯绿帘幕，贴金红纱栀子灯，装饰厅院廊，约一二十步，分南北两廊，皆济楚阁儿，稳便坐席。向晚，灯烛荧煌，上下相照，浓妆妓女数十，聚于主廊檐面上，以待酒客呼唤，望之宛如神仙”。

一般酒楼：“酒家事物，门设红权子、绯缘帘、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，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，至今成俗。酒阁名为厅院，若楼上则又或名为山，一山、二山、三山之类。牌额写过山(即美酒名)，非特有山、谓酒力高远也。”

“大凡入店，不可轻易登楼上阁，恐饮燕浅短。如买酒不多，则只就楼下散坐，谓之‘门床马道’。初坐定，酒家人先下看菜，问买多少，然后别换菜蔬。亦有生疏不惯人，便忽下著，被笑多矣”。

“大抵店肆饮酒，在人出著如何，只如食次，谓之下汤水；其钱少，止百钱五千者，谓之小分下酒。若命妓，则此辈多是虚驾骄贵，索唤高价，细食全要出著经贯，不被所侮也”。

“如煮酒，或先索到十瓶，逐旋开饮，少顷只饮五六瓶佳者，其余退回，亦是搜弊之一诀也”。

民办中小酒店

除上述豪华酒楼之外，临安还有众多的普通酒店，宋人称为酒肆或酒家，这些酒肆，大都是官库、子库的分店或零售为主的酒店，也“兼卖诸般下酒(即佐酒的菜肴果品)食饮，随意索唤”。(《梦梁录)》卷16《酒肆》、《都城纪胜?酒肆》)这些酒家，经常是官库或豪华酒楼的分店，称为“拍户”。

此外，还有各种特色的小酒店，满足京都各方人士的需求。据《都城纪胜?酒肆》载：

包子酒店，谓卖鹅鸭包子、四色兜子、肠血粉羹、鱼子、鱼白之类，此处易为支费。

宅子酒店，谓店门面，装饰如仕宦宅舍，或是仕宦家宅改为酒店而得名。

花园酒店，城外多有之，或城中效学园馆装饰。

直卖店，谓不卖下酒食次，又名“角球店”，多是售卖整盘饭菜的食店。

散酒店，谓零卖零沽散卖百单四、七十七、五十二、三十八等不同规格的价格较低的酒食，并折卖外坊酒。

肥羊酒店，零卖软羊、大骨龟背、烂蒸大片、羊杂鸡四软、羊择四件等。

庵酒店，谓有娼妓在内，可以就欢，门首红栀子灯上，不论晴雨，必有箬赣盖之，以为记认。其他大酒店，娼妓只伴坐而已；欲买欢，则多往其居。

罗酒店，在山东、河北有之，今借名以卖浑头，遂不贵重也。

四司六局登门操办酒宴

四司六局，是登门操办酒宴的服务机构，这是南宋京都的创新。南宋京都，宴会众多，如春宴、乡会、鹿鸣宴、同年宴、寒食、清明、端午、重阳乃至弥月祝寿以及红白喜事等，连续不断，而且名目繁多。为适应这种需要，京都临安，出现了“筵会假(借)赁”的“四司六局”的新行业。据《武林旧事》卷6《赁物》记述，“凡吉凶之事，自有所谓茶酒厨子，专任饮食请客宴席之事。凡合用之物，一切赁至，不劳余力。虽广席盛设，亦可咄嗟(顷旋)办也”。

所谓“四司”，就是帐设司、茶酒司、厨司、台盘司。帐设司，专掌仰尘、录压、桌帏、搭席、帘幕、屏风、书画、画帐等布置、打扫事项；茶酒司，或名宾客司，专管邀宾宴会、送迎亲姻，传语取覆、请坐、斟酒、上食和喝揖等，协助主家招待宾客的事项；厨司，掌筵会时放料批切、烹制菜肴；台盘司，专管菜肴上桌与碗般清洗等项。

“六局”，即果子局、蜜煎(饯)局、菜蔬局、油烛局、香药局和排办局。果子局，负责筹办装点时新水果、南北京果、海腊肥膊等；蜜煎局，供应蜜饯盘果等物；菜蔬局，采办异品菜蔬、时新品味等；油烛局，掌管灯火照明工作；香药局，提供香料龙涎、沉脑、清福异香、香球与醒酒汤药饼儿等；排办局，掌管椅桌与酒扫、拭抹等事。

古代称呼饭店服务员为“店小二”的由来

“店小二”是指古时候驿站、茶馆、酒肆、旅店等处负责侍应的人。古代称社会上的青年男子为“小二”或“小二哥”。在旧社会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一般是没有名字的，只有上了学才有学名，一旦做了官也就有了官名。但是，普通百姓家能够上学或当官的只是极少数，绝大多数没有这个机会。因此，他们的名字多是用行辈或者父母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呼。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曾祖父叫“五四”，二哥叫“重六”，三哥叫“重七”，他本人叫“重八”。古代酒店或旅店里的服务员，很显然都是老百姓，所以，人们也要给他们取一个数目符号用来称呼。当家老板是理所当然的“店老大”，识两个字能记账的就称‘先生’。这些服务员也就随之被人们称之为：“店小二”。或曰;‘小二’了。

小二的来历：据说古代在族馆酒店服务的人员(有的称为伙计)，人们常称其为小二、或店小二，就象现在我们把酒店、旅馆中的服务员称为服务员一样。据说在这之前，有一个服务员，叫王示，当时字写名字时都竖写，把示常常写脱节，写为二小，人们就亲切地称他为王二小，传来传去人们就说成小二了，后来人们就把旅馆酒店中的服务人员称为“小二”。

古人住客栈要不要身份登记

不仅需要，而且查得很紧，没有“介绍信”只能睡马路。古代的中国虽然无法信息化管理户口，但很早以前就有完整的户籍制度。为了证明和区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，古人发明了“路引”、“门券”抑或“鱼符”、“牙牌”之类证明身份的腰牌。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，古人的防伪技术是非常差的，因此经常出现假冒的身份证。

大部分古代中国人很少有出远门的机会，只有少数人有这个需求。

如果是官员、商人出差，或得到官方授权的外事活动，都会持有“符节”或“符卷”，这种“符”、“节”、“卷”等，都是早期入住旅馆的身份证明，这些相当于现代的“介绍信”。后来的“驿卷”、“信牌”也都属于旅行凭证。

当然，在小说里出现的荒郊野岭的客栈，比如孙二娘开的人肉主题客栈、李凤姐开的美女主题客栈，理论上说，由于天高皇帝远，应该是不需要的。

和现代一样，客人入住后要进行详细的身份信息登记，称为“店薄”，或“店历”，要妥善保存，留底备案，逐月定期交官方查验。

而且这种登记制度，来客的姓名，籍贯，职业以及到何处去，干什么事，都要一一登记在案，官役衙差要时不时地去检查，一到夜晚不准客人进出，直到天亮方可，规定寺庙和普通百姓家不得收留外乡人住宿等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，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当时元大都（今帝都）看到，所有客栈和旅馆的老板，要将投宿的客人的姓名写在一个簿子上，注明他们来去的日期和时间，这种簿子每日须交送一份给驻在方形市场的那些官吏。